中部崛起，起在城市。中部城市崛起才有中部地区真正崛起！中部城市崛起是中部下一步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现实呼唤和最大增长点！IP引爆和产业打造已为当下各类各级城市发展的超级密码，城市已成为产业、园区和企业的最大发展载体和超级IP！只要抓住了产业、园区和品牌的三大重要抓手，中部城市崛起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中部城市崛起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不仅可以联动东西发展，打通南北一体化，还可以贯穿长江经济带，承接分流一带一路的产业转移，同时塑造多个内外双循环的枢纽结点，是中国持续高质量发展的理性选择和现实呼唤。

　　2022年，中部六省GDP约为26.7万亿，占全国GDP的五分之一。中部六省是全国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制造业聚集区，在地理位置上承东启西、融南贯北，战略地位极其重要。

　　同时，中部地区的人口众多，市场潜力大。在以内需为主导的双循环格局下，中部城市也是中国区域经济的重要增长力量。

　　2000年，国务院成立了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由时任国务院总理担任组长，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担任副组长，主导落实西部大开发战略决策，以拉近中国西部地区和迅速发展的沿海地区的经济差距。

　　西部地区由于受到自然环境、地形和交通等客观条件制约，经济发展较慢。中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持续不断在西部投入了铁路、公路、港口、机场等基础设施建设，随着这些基础设施建设到位，西部地区的发展条件已得到显著改善。

　　然而，西部地区市场本身的内需仍旧不足，需要东部经济的带动。据《2022西部县域经济百强研究》显示，在西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西部百强县中，市民的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仅在2.6万元，远低于3.1万元的全国平均水平。同时，西部地区还存在研发经费投入少、创新资源匮乏等问题。根据《2021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西部省份仅四川的研发投入经费达到了1200亿元，位列第九名（未包括香港、澳门、）。其余西部省份排名均在15名及之后，后10名中有7个省份为西部省份。

　　中部城市位置独特，中部城市的崛起可在东西地区的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互动中起到纽带作用。在双循环经济格局和共同富裕的要求下，东西联动需要中部地区的协调与承接，包括西气东输、西电东送、东数西算等。

　　1945年，东北工业占到全国工业产值的近85%，是新中国时期的工业重地。然而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逐渐下滑。2012年，在GDP排名前二十名的城市中，北方城市占7位。而到了2022年，排行榜中的北方城市仅剩北京和济南。

　　2004年，面对东北经济的持续下滑，时任总理提出东北振兴战略，尝试用“新的机制”走出“新的路子”。但由于东北独特的产业基础和工业地位，在意见发布之初，东北城市的政策导向仍旧是以重工业制造为主。

　　根据中国东北振兴研究院在《东北地区产业结构偏离现象及全面振兴的产业政策思考》中的数据显示，在2003年东北振兴政策实行期间，首批振兴东北启动项目中近87%的投资被投入到了原材料工业，近12%的投资被投入到了装备制造业。这种做法在短期内确实促进了东北经济的增长，但却进一步巩固了重工业在产业结构中的地位。

　　2003-2012年，以煤炭、钢铁、汽车制造等为主的东北GDP份额由9.3%上升至9.4%，名义GDP年均增速达到16.5%，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表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随后在2013-2018年间，在产能过剩、供给侧改革等大环境背景下，东北GDP份额从9.2%下降至6.3%，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对东北高质量发展的制约开始显现。

　　十四五期间，产业转型升级仍旧是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主要的发展方向。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的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型不仅要内力推动，还需要外力协助。

　　随着中部城市的崛起、产业的转移以及交通网络的进一步打通，近一半地盘在长江以北的中部城市，通过自身的发展可以逐渐起到辐射和带动北方城市产业结构转型和经济结构转型的作用。同时，中部城市可作为重要通道，促进人才、资本、信息等要素北上。以东北为代表的北方经济振兴需要中部城市的衔接与辐射。

　　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发布，文件中确立了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格局：“一轴”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依托，发挥上海、武汉、重庆的核心作用，构建绿色发展轴，推动经济由沿海溯江而上梯度发展；“两翼”分别指沪瑞（上海到与云南瑞丽）和沪蓉（上海到成都）南北两大公路运输通道，通过交通互联，增强沿江南北两侧腹地重要节点城市人口和产业的集聚能力；“三极”指的是通过长江三角洲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成渝城市群发挥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带动周边区域发展；“多点”是指发挥三大城市群以外地级城市发挥支撑作用，通过与中心城市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带动地区经济发展。

　　从总体上看，长江经济带覆盖沿江11个省市，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地理板块，连接东中西三大城市——上海、武汉和重庆，拥有的经济总量和人口总量占全国的近一半，具有很大的发展优势和发展潜力。

　　湖北、湖南、安徽、江西四省作为长江经济带中游段的组成部分，是贯穿东中西三大板块的“必经之路”。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成功实施，需要中部城市的崛起。

　　随着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升，东部沿海地区的以出口为导向、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中低端制造产业为保持利润空间和价格竞争力，部分产业链开始向一带一路沿线上的东南亚国家如越南、印尼等进行转移。

　　相对于中国东部地区，这些东南亚国家不仅劳动力成本和土地成本更低，且具有较多港口，还不易受到外部的影响，在产业转移落地上具有一定的优势。然而，产业发展在东南亚国家却面临融资成本高、基础设施不完善、营商环境差等问题。

　　那么除去外部的环境影响，东南亚的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成本，一个是出海港口（即交通）。中部城市不仅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企业对以上两方面的需要，还能提供更多的其他价值。

　　例如在交通上，我国在中部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建设了国际空港，为中部地区对外贸易提供了保障，并呈现出积极的效果。2022年，中欧班列全年开行了1.6万列，发送了160万个标箱，通达欧洲23个国家的180个城市，物流服务网络覆盖亚欧全境。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部城市成为了中欧亚贸易往来的重要窗口。中部城市在国际性贸易中具有较好的物流基础。

　　在成本上，中部城市土地和劳动成本总体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中部地区的工业门类齐全、劳动者素质高、基础设施和营商环境优良，能在产业落地和产业发展中起到积极的支撑作用。据2022年商务部数据显示，我国东部、中部、西部地区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分别增长16.1%、35.6%和17.9%。中部地区使用的外资规模明显增长，且增长率高于东部和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已经成为了外商产业转移和投资的承载地。中部城市的发展在一带一路产业转移中起到分流和承接的作用。

　　2020年，我国开始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经济格局，扩大内需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基点。中部城市不仅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窗口的角色，也在扩大内需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中部地区地域广袤、人口众多。截至2022年底，中部城市凭借全国约10.7%的土地，承载了全国约25.8%的人口，贡献了全国22%的GDP，发展潜力巨大。

　　同时，2022年中部六省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在12名到17名之间，相比于东部城市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少一万到两万元。随着中部城市的发展，中部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水平的提高，中部地区的内需潜力将得到进一步的释放。

　　就地理位置而言，中部地区的交通发达，联通南北东西，在对外贸易、东西联动、南北协调、产业梯度转移等方面发挥着枢纽功能，能够促进跨区域资本、人才、技术、信息等要素的自由流动。

　　中部城市崛起将有利于打通内外双循环的“枢纽结点”，成为中国扩大内需、寻求增量、保证各种生产要素通畅、维护国内国际循环和国内市场稳定的重要区域。

　　在城市的实际发展过程中，城市经济的发展在于产业。中部城市地区广袤、资源充沛、人口众多，具有良好的发展优势。

　　正如锦坤品牌创始人、新华社品牌工程专家委员和《中部城市崛起》作者石章强所说，在产业转型之际，中部城市的崛起需牢牢把握契机，把握战略规划机遇，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以及新型农业，形成中部持续崛起的动力来源。

　　伴随国际产业分工格局的重塑，我国产业已经开始从低端密集加工型产业向中高端先进制造业产业升级。中部地区各大城市也正呈现出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布局未来产业以提高城市产业竞争力的局面。

　　以省会城市举例，武汉作为全国三大智力密集地之一，在十四五规划中已体现出了以科技研发带动产业转型升级的布局，例如打造数个世界级先进产业集群、聚焦基础零部件、研发先进工艺技术、增强产业链自主可控能力等等。

　　又比如合肥，不断坚持创新研发，超前投资新兴产业，已然从以往“不被看好的县城”成为了如今的IC之都。

　　除了省会城市，部分其他资源型城市的产业发展也正向资源高端化利用靠拢。例如郴州利用石磨、有色金属等资源优势，培育出新材料产业、电子信息产业以及装备制造业三大千亿级先进产业集群。

　　类似的还有滁州。滁州凤阳拥有丰富的石英矿和二氧化硅，通过将这些材料资源与前沿产业的紧密结合，滁州建立起了覆盖石英砂、硅片、光伏玻璃、光伏电池、光伏组件、逆变器、光伏边框、封装胶膜、光伏电站等较为完整的产业链条，打造出了光伏产业集群。

　　根据工信部发布的《先进制造业百强市（2022）》研究报告表明，截至2021年末，先进制造业百强市总计完成规上工业增加值近19万亿元，占全国规上工业增加值的60%以上。一方面先进制造业将趋于常态，另一方面，先进制造业成为了如今工业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作为全国重要的制造业聚集区，先进制造业在中部城市维持并提高产业竞争力中至关重要，是中部地方经济发展基本盘的重要支撑。

　　现代服务业分为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逐渐迈向专业化，生活性服务业逐渐向高品质延伸，并呈现出两个现象：新消费分级和新业态创新。

　　新消费分级主要体现在消费端。随着交通网络密集化、城乡市场融合化、消费工具网络化、信息交流便捷化、消费内容特色化、企业布局下沉化，消费分级开始成为新趋势。不同收入、不同年龄、不同文化和不同地域，都可以在线上和线下上找到更多的商品和服务。

　　新业态创新主要体现在供给端。现代服务部门通过为生产部门提供技术检测、品牌咨询、工业设计和创意传播等专业服务，协助公司把握市场变化，促进业态创新和技术创新，帮助城市产业提质升级。

　　城市发展不仅在于城区的发展，乡村发展同样重要。乡村不仅是粮食的生产地，也是重要的文旅空间，更是中部城市近三口的所在地。激发农业新业态，带动乡村振兴，同样是中部城市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新型农业通过专业大户、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农业国资、农业民企等经营主体，整合资源要素、空间要素、生态要素，形成具有更大规模、更高集约化程度和较高市场竞争力的农业经营组织和新兴的农业业态，并通过规模化经济种植业务和文旅空间业务来实现乡村经济的增收。

　　例如湖南湘丰村以绿茶产业为核心，依托湘丰集团，整合土地，发展茶旅经济。在此之上，湘丰集团通过雇用村民、租赁土地和与合作社分红的方式，来实现村集体、农民和企业三方共赢。2021年，湘丰村全村有良种生态茶园4500多亩，直接从事种茶、采茶、制茶从业人数占全村总户数的52.3。